线上配资排名 盟约的裂罅：美国会和以色列一刀两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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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8日，拜登政府证实，将扣留一批原计划运送给以色列国防军的大量武器。这是几十年来美国首次采取如此大规模的行动，以限制以色列的军事行为。此次决定涉及一批重达2000磅的炸弹——美国通常在城市战争中避免使用这种武器。白宫官员认为，以色列可能会在加沙地带的拉法行动中使用这些炸弹。这一决定并不影响其他武器的转让，但美国政府愿意采取实质性措施限制以色列的行为，反映出其对以色列持续近八个月的加沙战争日益感到失望。

这一声明还凸显了美国国内党派在以色列问题上的分歧日益加大。数月来，国会中的一些民主党领导人和许多民主党选民认为，美国政府对以色列在战争中的行为过于放纵，认为以色列在军事、财政和政治上得到了压倒性的支持。相反，拜登在炸弹问题上的扣留决定遭到了数十名共和党议员的抨击，他们称拜登是“哈马斯的棋子”和“以色列的糟糕朋友”。5月19日，纽约州共和党众议员埃莉斯·斯特凡尼克（Elise Stefanik）更进一步，前往耶路撒冷，在与以色列议会党团的一次会议上公开谴责拜登的政策。

华盛顿一向以两党共同支持以色列为豪，但事实上，党派间的分歧多年来一直在扩大。许多民主党选民和美国年轻人普遍批评以色列长期剥夺巴勒斯坦人权和民族自决权的行为。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的民粹主义、非自由主义政策及其宗教保守盟友进一步疏远了这些群体。另一方面，共和党人和许多宗教保守派将支持以色列，甚至包括无条件支持以色列右翼政府，视为一种信仰，并日益成为政治试金石。

这种双边关系的党派解读不仅在美国方面愈发显著。尽管拜登政府在10月7日之后和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大力支持以色列，并且绝大多数美国犹太人传统上投票给民主党，但以色列人更倾向于支持唐纳德·特朗普而非乔·拜登。与过去几十年不同，大多数以色列人也赞同他们的领导人无视美国的政策倾向。这些以色列人并不确定是否担心美以关系破裂，也不清楚以色列的挑衅行为是否会危及其赖以生存的大量军事援助。

以色列人和美国人之间日益加剧的摩擦并非源自当前的加沙战争。两国长期的社会和政治发展轨迹表明，数十年来支撑两国关系的所谓“共同价值观”早已受到压力。然而，战争使这种紧张关系以及导致这种紧张关系的党派政治暴露无遗。这并不意味着两国处于冲突之中，但却提出了关于未来几年联盟性质的重要问题。

要理解当前裂痕的意义，必须回顾一下美以同盟几十年来经历的许多分歧。过去，每一方都认为双方的基本关系足够稳固，可以承受紧张甚至危机。如果美国政府对以色列的行为大加指责或要求其做出重大让步，可能会引起争议，但现有的民意调查显示，无论谁入主白宫，以色列人一般都会服从美国人的意见。除非另有说明，本文引用的历史数据均来自以色列民主研究所（Israel Democracy Institute）主办的“以色列数据”（Data Israel）资源。

以卡特政府为例。1977年，吉米·卡特（Jimmy Carter）总统在马萨诸塞州的一次市政厅会议上发表了一段未经事先编排的讲话，打破了美国几十年来的政策，成为第一位公开谈论巴勒斯坦家园必要性的美国总统。当时，以色列犹太人普遍对这一想法深恶痛绝。两年前的一项调查显示，70%的以色列犹太人支持在联合国抵制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就连曾担任卡特首席国内政策顾问并积极参与政府中东政策的斯图尔特·艾曾斯塔特（Stuart Eizenstat）也大吃一惊。他在接受采访时回忆说：“我差点从凳子上摔下来。”

1978年，卡特主持了埃及和以色列之间的戴维营谈判，劝说以色列从1967年阿以战争后占领的西奈半岛撤出土地，并将巴勒斯坦问题明确列入谈判议程。当年9月，当以色列犹太人被问及他们对卡特的信任程度时，近三分之二的人表示对卡特比较信任或非常信任，这一数字在1980年初仍然很高，甚至略有上升。在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总统上任的头几个月，同样有63%到70%的以色列犹太人表示在以色列问题上信任他。(对于研究人员来说，不幸的是，当时对以色列阿拉伯公民的有限调查与对以色列犹太人的调查是分开的，而且通常问的问题也不一样）。

2023年10月，特拉维夫，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和总统乔·拜登会见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和其他以色列官员。米里亚姆·阿尔斯特/路透社

比尔·克林顿总统在以色列也保持着广泛的支持，即使在他主张有争议的政策时也是如此。1994年，奥斯陆协议签署一年后，65%的以色列人表示对克林顿比较满意或非常满意。在接下来的一年里，以色列经历了一波自杀式炸弹袭击和总理遇刺事件，人们对协议的担忧程度足以让以色列人选举内塔尼亚胡；尽管如此，对克林顿的支持依然存在。

2000年夏天，在克林顿主持以色列总理埃胡德·巴拉克（Ehud Barak）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Yasir Arafat）之间的戴维营峰会的前几天，作为斯坦·格林伯格（Stan Greenberg）的分析师，我为巴拉克提供咨询服务时进行的调查发现，几乎同样比例的以色列犹太人（三分之二）给予克林顿好评。尽管以色列人知道美国会迫使以色列向巴勒斯坦人做出重大且极具分裂性的让步，即使在谈判破裂和第二次起义爆发之后，克林顿仍然很受欢迎。

此外，如果以色列领导人过于明目张胆地蔑视美国总统，可能会在国内面临严重的政治后果。1992年初，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威胁要扣留美国的贷款担保，以阻止以色列右翼领导人伊扎克·沙米尔（Yitzhak Shamir）利用这些资金建造定居点。沙米尔政府拒绝了美国的条件，据广泛报道，这一分歧导致沙米尔在1992年以色列大选中失利。他的继任者伊扎克·拉宾（Yitzhak Rabin）迎来了一个左倾政府，很快同意停止在某些地区扩建定居点，打破了与美国的僵局（尽管定居点的增长最终仍在继续）。

但这些模式在今天是否仍然适用却并不清楚。尽管拜登在10月7日的袭击后和整个战争期间对以色列给予了全面支持，但以色列人对拜登的支持并不积极。2023年11月和2024年1月，以色列民主研究所（Israel Democracy Institute）的研究提醒以色列受访者拜登曾提供了坚定的支持，然后询问他们以色列是否应该满足美国的一些要求作为回报；在这两次调查中，更多的以色列人（多数）表示以色列应该自己做决定，而不是与华盛顿协调。

3月中旬，以色列新闻12网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在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中，以色列人对特朗普的支持率比对拜登的支持率高出14个百分点：特朗普的支持率为44%，而拜登的支持率仅为30%。这远早于美国政府宣布扣留这批武器的决定，也早于美国政府表示将制裁少数西岸暴力定居者。

与美国人对以色列领导人的态度一样，以色列人对美国政府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也与政治派别有关：在新闻12的民调中，近四分之三支持内塔尼亚胡联盟的人表示他们更喜欢特朗普，而在支持反对内塔尼亚胡的政党的人中，55%的人更喜欢拜登，这种党派分歧反映了以色列和美国多年来社会和政治力量变化的顶峰。

在拜登宣布推迟运送武器之前的几个月，民主党人对以色列加沙战争的不满情绪高涨。国会中的进步人士向拜登政府施压，要求其对内塔尼亚胡的政策采取更强硬的立场。今年3月，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Chuck Schumer）——一位中间派民主党人和著名的以色列支持者——打破先例，公开批评内塔尼亚胡，并呼吁以色列提前举行大选。民主党的部分选民，尤其是年轻的美国人和左翼人士，至少与政客们一样公开批评战争。值得注意的是，在拜登宣布扣留2000磅炸弹的几周前，一项民意调查发现，绝大多数民主党人和几乎所有美国人都支持停止向以色列运送武器。

但这些事态发展也反映了美国对以色列看法的长期趋势。尽管民主党内的不满情绪高涨，绝大多数美国人依然支持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本人曾引用哈佛大学CAPS/Harris民意调查公司3月份的一项民意调查，该调查发现，82%的美国成年人支持以色列，而不是当前战争中的哈马斯。

接下来的一个月，哈佛CAPS/Harris民意调查发现，52%的美国人对以色列给予了“赞成”或“非常赞成”的评价，而对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支持率仅为16%，对哈马斯的支持率为14%（这一数字也许高得出人意料，尽管该组织在18个国家或团体中的好感度排名倒数第一）。即使是在大学院校学生中（他们支持巴勒斯坦的抗议活动已被广泛报道），对巴以冲突的看法也比媒体经常描述的要慎重得多。例如5月初为Axios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83%的美国大专院校学生认为以色列有生存权，占压倒性多数。

2024年5月，西雅图，亲巴勒斯坦学生营地前的反抗议者，大卫·莱德/路透社

然而，美国人对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政策的批评却越来越多。根据盖洛普民意调查，支持以色列而不支持巴勒斯坦人的美国人总体比例已从2018年的64%下降到2024年初的51%。皮尤调查还显示，在这个问题上，党派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2001年，仅有50%的共和党人支持以色列；到2018年，这一数字上升到79%；相反，在民主党人中，选择以色列的人从2001年的38%缩减到2018年的仅27%。这种分歧似乎在此后的几年中才得到巩固。

与此同时，美国人对以色列的看法也出现了巨大的代沟。皮尤在2024年2月的一项调查中发现，78%的美国老年人（65岁以上）认为以色列的战争理由是正当的，而在18至29岁的年轻人中，只有38%的人这样认为，差距达40个百分点。在Axios的调查中，尽管绝大多数学生同意以色列的生存权，但其中近一半——45%——支持“旨在抵制和抗议以色列”的校园抗议活动，而只有24%的学生表示反对（其余持中立态度）。哈佛大学CAPS/Harris民意调查（4月）还发现，18至24岁的受访者中，认为以色列应对“加沙危机”负主要责任的人与认为哈马斯应负主要责任的人几乎各占一半（49%），而认为哈马斯应负主要责任的人占51%。相比之下，在65岁以上的人群中，只有14%的人指责以色列。

无论人们如何解释美国年轻人在当前战争中的行为，这些趋势都不足为奇：在大多数西方国家，年轻人倾向于自由和进步。而在西方国家，自由主义或左倾政治倾向于支持被压迫人民，这种模式助长了美国年轻人支持巴勒斯坦的抗议活动。随着时间的推移，年轻人的政治偏好肯定会发生变化，但这些趋势已经充分表明了民主党在以色列问题上立场的未来走向。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年轻人的进步倾向似乎与以色列年轻人的走向相反。

至少15年来，深入研究表明，以色列年轻犹太人中的右翼趋势非常明显。对这一现象有两种直接的解释。其一是人口统计：与前几十年相比，更多的以色列年轻犹太人信教，因为信教的家庭往往有很多孩子，而在以色列，信教的犹太人比不太信教的犹太人更倾向右翼。其二是以色列过去二十年的政治环境：今天的以色列年轻人是在内塔尼亚胡的右翼民族主义时代长大的。他们没有奥斯陆岁月或和平进程的记忆，而是在与哈马斯的无数次交战、频繁的火箭弹袭击以及与冲突有关的暴力浪潮中长大，有着丰富的战争经验。

事实上，以色列年轻选民的右倾化与内塔尼亚胡本人为使美以关系更加党派化所做出的努力不谋而合。2009年内塔尼亚胡重新掌权后不久，多数以色列人对美国总统奥巴马持正面看法，超过了持负面看法的人。然而，内塔尼亚胡和他的代理人开始有计划地攻击奥巴马——尤其是奥巴马采取了接近当时政策共识的立场，比如总统在2011年支持以1967年边界（即1949年停战线）为基础并进行调整的两国解决方案。内塔尼亚胡的指责反弹回美国，2012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指责奥巴马“把以色列扔在公共汽车下面”。

2015年，内塔尼亚胡进行了一场更大的赌博：他打破了长期以来的禁忌，应共和党议员的单方面邀请，在国会发表演讲，对奥巴马政府为与伊朗达成协议以控制其核计划所做的努力进行了大肆抨击。内塔尼亚胡为何要与以色列最重要的盟友玩轮盘赌？当时，他正面临残酷的连任竞选，他赌的是他的全球政治家风范，即使这意味着直接挑战美国总统（也许尤其如此），实际上也会对他的竞选有所帮助。

2015年3月，华盛顿，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准备在国会发表讲话，约书亚·罗伯茨/路透社

内塔尼亚胡基本上是对的。随着以色列社会在2010年代中期坚定地趋向右翼，他在以色列大选中轻松获胜（尽管可以有多种解释），而对奥巴马的侮辱并没有阻止总统签署当时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揽子援助计划之一——在十年内向以色列提供380亿美元的援助。

2016年特朗普当选总统后，内塔尼亚胡将其描绘成以色列最好的朋友。很快，“亲以色列”就意味着拥护特朗普的政策：羞辱巴勒斯坦人，提出以色列吞并约旦河西岸部分地区的计划，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的主权，以及将美国大使馆迁往耶路撒冷。回过头来看，鉴于特朗普政府对以色列的记录，以色列人对他的好感也就不足为奇了。

相比之下，即使在入主白宫之前，拜登作为一名忠实的亲以色列民主党人的终身记录也让许多以色列人感到冷淡。2020年10月，在当年的美国大选之前，以色列民主研究所（IDI）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63%的以色列人更愿意看到特朗普再次当选；只有17%的人更愿意看到拜登当选。拜登获胜后，根据以色列民主研究所的另一项民意调查，有更大比例的以色列人——73%——表示拜登对以色列来说可能比特朗普差一些或差很多。

这些数据清楚地表明，拜登在以色列支持率低的原因不仅仅是当前加沙战争造成的紧张局势，还有以色列选民内部更深层次的变化。此外，战争结束后，即使美国选民对以色列的行为更加不满，以色列国内的右翼多数也可能进一步增长。

内塔尼亚胡在推动以色列右倾化的过程中，不仅仅是在国内政治中获益，还通过与共和党密切合作，使美以关系更加党派化。拜登政府在处理美以关系时面临的挑战，不仅是修复与以色列领导层的关系，还需应对日益分裂的美国国内对以色列政策的看法。美国对以色列的态度正在发生变化，特别是在年轻一代中间，民主党内部对此尤为明显。而以色列的右翼倾向则在内塔尼亚胡的领导下继续巩固，形成了一种更加强硬的政治文化。

民意起伏不定，民意测验绝不能左右政策。以色列前驻美国大使迈克尔·奥伦（Michael Oren）在接受采访时指出，以色列人对美国的看法对美国决策者来说影响不大（尽管它可能有间接影响，因为它会影响美国犹太人的意见）。然而，在过去，以色列人对美国总统普遍持积极态度，有时会帮助总统在以色列推行反映美国利益的政策。艾曾斯塔特（Eizenstat）指出，卡特的团队仔细阅读了以色列的民意调查，以了解以色列人是否支持总统为实现以埃和平所做的努力。艾曾斯塔特回忆说，以色列人一般都支持，他的团队在制定细节时了解到以色列公众需要满足的具体安全关切。

相比之下，2024年4月，美国召集了一个甚至包括阿拉伯国家在内的国际联盟，向以色列提供了非同寻常的军事支持，利用联合防空系统挫败了伊朗的大规模导弹袭击。袭击发生后，以色列国防研究所提醒以色列人注意这个高效的联盟，并询问他们现在是否“原则上同意未来建立巴勒斯坦国，以换取永久性的地区防御协议”。以色列的数字没有任何变化：55%的多数人拒绝接受这一想法，只有34%的人表示同意。以色列犹太人的比例更低：只有26%的人表示同意。

然而，以色列人也在警惕地关注着美国对以色列日益严重的党派分歧。他们清楚地知道，拜登正在关注民调，这些民调显示，在他与特朗普的艰难连任竞选中，他在以色列和战争问题上的立场在美国公众的关键选区中是如何被看待的。在非正式场合，许多以色列人认为拜登屈服于左翼的压力，认为抗议加沙战争的美国大学生被洗脑，反犹主义已经飙升到危险的程度。

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和以色列民意的持续分歧并不是当前局势近期唯一可能出现的结果。如果特朗普成功击败拜登，并继续推行有利于以色列右翼的政策，那么至少在政府层面，两国目前的裂痕可能会转向民粹主义右翼路线。但在未来几年中，两国年轻选民中发生的转变似乎很可能会继续下去，这对寻求就共同政策议程达成一致的两个盟国来说是一个重大挑战。

美以关系的基础曾经以共同利益为基础，但也有备受推崇的价值观。就利益而言，冷战时期的地缘政治早已不复存在，但两国在地区问题上仍有重叠。然而，共同价值观的问题更为复杂：两国是否继续共同致力于民主道路，尤其是自由民主？以色列一直在背离这一认同，而美国将在11月决定自己的道路。

两国将何去何从，还有很多未知数，特别是考虑到以色列持续不断的战争和动荡。但如果美国和以色列的核心价值观进一步背离，两国的下一代领导人可能就不再视对方为同类。在这种情况下，共同的战略利益可能会确保两国继续保持盟友关系，但它们可能不再拥有过去所依赖的“特殊关系”。

作者简介：达丽亚·申德林（DAHLIA SCHEINDLIN）是民调专家、世纪国际政策研究员和《国土报》专栏作家。她著有《以色列民主的弯木：未兑现的承诺》一书。

文章信源：foreign affairs（外交事务）

媒体介绍：《Foreign Affairs》是一本在国际关系领域具有深远影响的美国杂志，由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出版。该杂志成立于1922年，旨在提供深入分析和对全球政治、经济以及社会问题的讨论。以其严肃的学术性和高质量的文章著称，内容涵盖国际关系的各个方面，包括外交政策、全球安全、经济发展、环境问题和全球治理等。其不仅是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重要阅读材料，也吸引了广泛的公众读者群体。它定期邀请世界各地的政治家、学者、专家和记者撰写文章，为读者提供不同角度的深度分析和见解。由于其内容的专业性和影响力，《Foreign Affairs》在国际政治和外交领域享有极高的声誉。

媒体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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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达丽亚·申德林（DAHLIA SCHEINDLIN）是民调专家、世纪国际政策研究员和《国土报》专栏作家。她著有《以色列民主的弯木：未兑现的承诺》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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